我推开家门的时候，楼道里的灯还亮着。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圈，发出轻微的咔哒声。楼下传来收音机放评书的声音，有人把音量调小了点。我站在门口换鞋，动作比平时慢半拍，脑子里还在过刚才写下的那三个字——“春线坊”。
屋里安静，客厅没人。厨房水壶嘴儿往外冒着白气，母亲应该刚烧完水就回屋了。我走过饭桌，图纸还在原地，软风衣背面用红铅笔写着纽扣间距，一笔一划工整得像刻上去的。她走了，但没关灯。
我抓起书包上了街。
天已经黑透，路灯挨个亮起来，照得人行道泛黄。巷口的小卖部玻璃窗后头摆着我的铁皮糖盒，那是我从小攒零花钱的地方，五毛一块地往里扔，买本子、买笔、偶尔请同学吃冰棍。现在它静静蹲在货架角落，积了层灰。
我没进去。
我知道光靠那个不够。
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门了。姑妈家住城西纺织厂家属院三楼，楼梯拐角堆着煤球和旧脸盆。我敲开门时她正给小孙子穿外套，看见是我，手停在拉链上。
“衍子？怎么来了？”
“来看看您。”我说。
她让我进屋坐，搬了个小板凳出来。屋里一股炖白菜味儿，沙发上铺着塑料布，电视开着本地新闻。我喝了一口她倒的温水，杯子边沿有道裂纹。
“最近家里还好吧？”她问。
“还行。”我说，“就是我妈想做点衣服生意，可缺台缝纫机。”
她愣了一下，“哦……你妈手艺是好，可这年头谁还找人做衣服？商场里啥没有？”
“不是那种成衣。”我解释，“她做的合身，还能改样式。前阵子班里好几个同学家长都问能不能订。”
她点点头，没说话。
我接着说：“我想问问，您认识谁有不用的旧机器吗？或者……能不能先借一阵？等挣了钱再还。”
她放下茶杯，叹了口气：“你也知道，去年厂里裁员，你表哥下岗了，现在打零工，孩子上学又要交费。我们这儿真没多余东西能借出去。”
顿了顿又补一句：“你要实在难，我这儿有五十块，先拿去应个急？”
我摇头：“不用，我不是来借钱的，就想打听个路子。”
她松口气似的笑了下，“那你多问问别人，兴许有人知道哪儿便宜。”
我在本子背面记下：姑妈→无机器；建议问居委会。
走的时候她塞给我两包方便面，“拿回去煮着吃，别饿着。”
我接了，没推。
下午去了舅舅家，在菜市场边上一栋老楼里。他开门时穿着背心，手里拿着扳手，说在修自行车。
“哟，大学生来了？”他笑。
“还没考上呢。”我也笑。
他让我坐在床沿上，听我说完事儿，皱眉抽烟。
“缝纫机啊……”他吐出一口烟，“这种老物件现在不好找。以前百货公司后勤科可能有报废的，但现在人家都处理净了。”
“南市集你知道不？每周六有旧货摊，说不定有人卖二手的。”他说，“不过价钱也不低，电动的一般七八百，脚踏的四五百也有，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用。”
我又问能不能赊账买布料。
他摇头：“你不了解这行。布料商都是现款交易，压一批货风险太大。再说你妈没营业执照，人家也不放心给你赊。”
“要我说，学生还是先把书念好。”他拍拍我肩膀，“这些事让大人心。”
我没反驳。
临走前他在抽屉里翻出一张纸片递给我：“这是我以前活认识的一个废品站老板电话，姓赵，你要是想找零件啥的，可以问他有没有收过缝纫机。”
我接过塞进本子。
最后一站是外婆以前的邻居张姨，住在我小学斜对面。她退休前在供销社上班，消息灵通。我去的时候她正在阳台上晾被单。
“你想开裁缝铺？”她抖着床单问我，“你妈真打算这个？”
“不是马上开。”我说，“就是想先弄台机器试试水，看有没有人愿意订。”
她把被单夹好，转身看着我：“你妈当年在厂里可是尖子，裁剪快准稳，师傅都说她手上有分寸。可惜后来厂子倒了。”
她想了想：“我倒是听说，东门那边有个老太太，儿子去了南方，留下一台电动缝纫机没人用。前几年她还想卖，八百都没出手。你现在去找她，说不定还能商量。”
“她在哪儿住？”
“荣民街七号院二单元一楼，门口挂着竹帘子那个。”她说，“不过你得抓紧，听说最近有人去看货。”
我记下来。
太阳偏西时我已经走了大半个城市。脚底磨得有点疼，书包带勒着肩胛骨。路过小学门口小卖部，我又停下来看了眼窗台上的铁皮盒。老板娘正在清点货柜，抬头冲我笑了笑。
我没进去。
那天晚上我没直接回家，在街心公园长椅上坐了一会儿。翻开作业本背面，我把今天问到的信息一条条列出来：
可借：0元
建议：找居委会？问厂里退休工？
线索：南市集周六有旧货摊；荣民街七号院或有闲置机器；废品站赵老板或知情
下面画了三条横线，写着三个方向：
① 继续打听赊账可能
② 找废品站寻旧缝纫机
③ 动员家里共同凑钱（暂不提）
写完合上本子，风吹得纸页哗啦响。
接下来几天我换了方式，不再直接开口借钱，而是到处问“知不知道哪能买到便宜缝纫机”“有没有人做过小本买卖”。见人就说两句，像撒网。
结果差不多。
有些人听了直摆手：“算了吧，现在谁还自己做衣服？”
有人说：“你妈挺能，可这年头不兴这个了。”
还有人笑着说：“你们家是不是穷疯了？让初中生出来张罗开店？”
最难受的是李老师老公，在社区卫生所当药剂员。我去他值班室送过一次作业给他女儿，顺口提了句。
他一边贴发票一边说：“你妈技术再好，也架不住没人买单。现在人都图快图便宜，一百块买三件T恤，谁花三百定一条裙子？”
我没吭声。
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：“你还小，不懂。等你长大就知道，有些事不是努力就能成的。”
我走出卫生所时，手心里全是汗。
但我没停下。
每天放学后绕一圈，周末全天出去跑。有时候碰见熟人，他们问我嘛总在外面转悠。
我说：“帮我妈打听点事。”
问得多，耳朵也变得灵了。有一次在公交站等车，听见两个大妈聊天。
“……楼上老刘家闺女从广州寄回来一台缝纫机，说是厂里淘汰的，但她不会用，放阳台上快两年了，都快锈了。”
我立刻凑近：“阿姨，您说哪家？”
她们吓一跳，看清是我才笑：“怎么，你要啊？”
“我想去看看。”我说，“能不能用得上。”
“在民主路五号楼，三单元顶层。”其中一个说，“你自己上去问吧，老刘挺随和。”
我第二天就去了。爬了六层楼，敲开门是个老太太，头发全白了。我说来意，她犹豫半天才领我上阳台。
机器盖着塑料布，掀开一看是台老式蝴蝶牌电动机，外壳发黄，按钮掉了半边。我试着按了下开关，没反应。
“电压器坏了。”她说，“原来配的那个丢了。”
我问能不能便宜点卖。
她摇摇头：“我不卖，你要真想要，拿走修去吧，反正放着也是占地方。”
我高兴了一下，可下一秒想到修要花钱，电工费、零件费，加起来怕是要一百多。我现在一分现金都没有。
只能谢了她，把机器重新盖好。
下楼时腿特别沉。
那天回来我没吃饭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。床底下有个旧运动鞋盒，里面装着我的储蓄罐——一个绿色小猪陶瓷的，小时候给的。我一直没舍得砸。
我把它掏出来，放在膝盖上。
摇了摇，声音不大，像是只剩几枚硬币在里面叮当响。
我没打开。
我知道那点钱远远不够。买不来机器，租不起房子，更别说进货。但它是我唯一能掌控的东西。
第二天我又去了南市集。
周六早上五点半我就出发，六点到的时候摊主刚开始摆货。旧家具、破电器、二手锅碗瓢盆排成一长溜。我在一堆废铁里翻找，问了好几个人有没有收过缝纫机。
没人有。
有个卖旧书的大爷看我蹲了半天，问：“找啥宝贝呢？”
“缝纫机。”我说，“脚踏的也行。”
他指指北头：“那边有几个修家电的，有时收这种老玩意儿，你去问问。”
我去问了，三个摊位都说没见过。
最后一个摊主叼着烟说：“这种机器现在基本没人要，要么拆了卖零件，要么直接当废铁称斤卖。你要真想要，下周我倒听说有人要处理一台，你再来瞧瞧。”
我记下时间地点。
回来路上经过小学门口小卖部，我又停下来。铁皮盒还在老位置，但旁边多了个新糖果架，挡住了大半视线。
我站在外面看了很久。
老板娘出来扫地，看见我：“衍子，好久没见你买东西了。”
“最近没钱。”我实话实说。
她笑：“那你存的钱不少了吧？”
我没答。
但我心里清楚，那盒子里面的钱，可能是目前唯一能动用的资源。
晚上我回到家里，母亲已经在饭桌前画图。她听见我进门，抬头看了眼。
“回来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跑了一天累了吧？”
“还行。”
我没说我去了哪些地方，也没说被人笑话的事。她低头继续画，铅笔在纸上沙沙响。连衣裙的袖型改了第三稿，领口线条比之前柔和。
我进屋放下书包，翻开作业本，又看了一遍背面的清单。
然后我蹲下身，从床底拖出那个鞋盒。
打开盖子，倒出储蓄罐里的钱。
硬币滚在地板上，有五毛的、一块的，还有几张皱巴巴的纸币。最大面额是二十，最小是五分。我一张张摊开，数了三遍。
总共：一百七十三元六角。
离一台最便宜的脚踏缝纫机还差三百多。电动的本不敢想。更别说布料、熨斗、房租。
这点钱什么都办不成。
但我把它重新包好，用旧报纸裹了三层，放进书桌最底层抽屉。锁好。
我知道它不够。
可如果什么都不开始，就永远开始不了。
我站起来，走到客厅喝水。母亲还在画图，灯光落在她手上，那双手布满细茧，指节微微变形，是常年握剪刀和尺子留下的痕迹。
她没抬头，只轻声问：“今天问得怎么样？”
“不太顺利。”我说，“没人能借钱，机器也不好找。”
她笔尖顿了一下。
“那你……别太勉强。”她说，“学生还是以学习为主。”
我没接这话。
过了一会儿，我说：“妈，要是咱们自己先拿点钱出来试试呢？哪怕先买台二手的，做个样衣看看行情。”
她终于抬头，眼神有点慌：“我们哪有钱？”
“我不是说一下子拿出多少。”我说，“就是想想办法，东拼西凑，先起步。”
她没说话，只是慢慢合上图纸，把铅笔放进针线盒。
我知道她在算家里的账。父亲学车花了钱，驾照考试也花了，家里存款早就见底。现在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。
但我不能停。
第二天我继续出门。
我去居委会咨询有没有扶持下岗职工创业的政策，接待的大姐说要单位推荐信和身份证复印件，还得填一堆表格。
“你们这种情况，最多申请，但要有担保人。”
“谁可以做担保人？”
“直系亲属有稳定工作才行。你爸现在没单位，不行。”
我拿着宣传单回来。
路上经过废品回收站，想起舅舅给的号码。我掏出本子翻出来，借旁边杂货店电话打了过去。
“喂，赵老板吗？我是林衍，我舅舅介绍我来找您……对，就是想问问，您这边有没有收过缝纫机？”
对方沉默几秒：“有是有，一台脚踏的，前两天刚收的，电机坏了，能修的话大概值三百。”
“我能去看看吗？”
“行啊，明天上午来吧，我在站里等你。”
挂了电话，我心里猛地跳了一下。
三百块。虽然贵，但如果能修好，总比什么都没有强。
问题是，我现在只有一百七十三块六。
差一百多。
我走在街上，风吹得眼睛有点涩。路过一家银行，橱窗里贴着“储蓄光荣”的海报。我停下来看了会儿，没进去。
回到家，我坐在书桌前，把今天的通话记在本子上：
赵老板→有坏脚踏机，约明上午看货→估价三百→可修则可用
下面一行字：需筹款→个人积蓄173.6元→缺口约130元
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。
然后轻轻说了句：“总得有个开头。”
窗外天完全黑了，楼道灯亮着，照进来一块方格在地板上。母亲房间的灯还亮着，影子投在窗帘上，一动不动。
我起身把抽屉关紧，顺手摸了下藏钱的位置。
明天还得去废品站。
如果机器能用，也许……我们可以先想办法修。
就算不行，至少我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