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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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翻文史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以多种形式流传至今,虽是迷信,但是从科学的角度去一味地否定它,也是不可取的。更多地是一种精神信仰与寄托,在战争中经常会发挥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。打仗前算一卦,如果是吉兆,师出有名,士兵们就会士气高涨,战争也就更有把握取得胜利。
宋仁宗时期,狄青率兵征讨少数民族的领袖侬智高,因为之前的几次交手都以失败告终,很多士兵对于此次打仗心生畏惧。出征前,狄青准备了100枚铜钱,在神坛上面对全体将士祷告:“如果神灵能此次战斗打胜,就让我扔出去的这100枚铜钱全都正面朝上。”
在一片狐疑声中,100枚铜钱落地了,神奇的事情发生了,100枚铜钱全都正面朝上。将士们一片欢呼,认为有神灵,战场上奋勇敌,以一敌百,最终狄青大获全胜。
凯旋后,狄青让将士们翻看那些铜钱,将士们才恍然大悟,原来那些铜钱是狄青找人特制的,两面都是正面。这哪是铜钱,分明是肾上腺素注射器。
跟占卜一样,这便是“精神胜利法”的完美应用了。
运用类似“精神胜利法”来鼓舞士气的高人还有一个,是元末起义军领袖之一——徐寿辉,他利用白莲教作为起义军的精神靠山,在每个士兵背上写上“佛”字,声称如此便可得神灵,刀枪不入。但这个谎言是很容易被拆穿的,因为战场上是免不了血流成河的,对于那些带着“佛”祖还被戳成筛子的士兵,徐寿辉又该如何自圆其说呢?这个简单,他们心不够诚,不诚心向佛,自然也就得不到佑护嘛。此外,值得一提的是,徐寿辉称帝后国号为“天完”,“大”上加“一”为“天”,“元”上加“宀”是“完,“天完”即压倒“大元”,不过,这个国号,总给一种上天让你完蛋的感觉,果然,徐寿辉最终被部将陈友谅死,国号也成了历史冷笑话。
精神胜利法需要一个如狄青般演技高超的“影帝”或如徐寿辉般逻辑清晰的“诡才”,但那些以迷信为支撑的精神胜利法,往往因为演技拙劣或者打脸来得太快不能自圆其说而令人啼笑皆非。因为迷信终归是迷信,历史上由于过分迷信占卜而出现的奇葩战争并不少见。
清朝宗室大臣奕经就是个十分迷信的人,道光皇帝派他去迎战英军,他先到关帝庙里求了一签,签上写着“不遇一人唤,全家谁保汝平安”,奕经大喜,以为这是神的启示,洋人谐音是“羊”,而老虎正好吃羊,十二生肖中虎对应寅,1842年恰好是农历壬寅年,奕经决定“四寅期”即寅年、寅月、寅、寅时反攻,把进兵的时间定为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四更(1842年3月103-5点),而且选的统兵将领也是属虎的,以便五虎吃“羊”,没想到刚一开战,奕经就被武装精良的英军打得落荒而逃。这本就不是打仗,而是送人头,本想大一场,却被大一场。
类似拙劣到愚昧的手段,不仅仅出现在战争中,在古代的药方中也比比皆是。鲁迅先生在《父亲的病》中,用白描的手法,讽刺了那些唯利是图、草菅人命的庸医,他们开的药方,匪夷所思:
芦和经霜三年的甘蔗,他就从来没有用过。最平常的是“蟋蟀一对”,旁注小字道:“要原配,即本在一窠中者。”似乎昆虫也要贞节,续弦或再醮,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。
……
这“败鼓皮丸”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;水肿一名鼓胀,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。
炎黄时期,巫和医是不分的,即巫医,他们既通鬼神又兼治病。在那个科学蒙昧时代,是没法从病理上分析病因对症下药的,虽有神农尝百草开医学之滥觞,但毕竟对药草的了解有限,治病从一定程度上,就是巫医装神弄鬼的一套表演之后,给病人一种错觉,以为有神力护体,从而调整紊乱的系统以达到减轻痛苦甚至机体自愈的效果。因此,与其说治病,不如说精神疗法,那么,“败鼓皮丸”的存在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但是,这种精神疗法,终究是不能治疗病的,当药方未见成效,病人病情加重时,医生们就要为自己找一个理由开脱了,要么是介绍另外一个医生——“病是不要紧的,不过经他的手,可以格外好得快”云云,要么就是“可以请人看一看,可有什么冤愆。医能医病,不能医命”云云。鲁迅的父亲,终于在这群庸医手里撒手人寰。
虽然巫医从春秋时已分开,巫者问求鬼神、占卜吉凶,医者救死扶伤、悬壶济世,但是,时隔2000多年,没有治好鲁迅父亲的病的庸医,还是要搬出来鬼神背黑锅的。这群医,从来没有脱离巫,或者说,当时的国人,还没有脱离巫,正如鲁迅先生的那句话:
“这就是中国人的‘命’,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。”
既然这是中国人的“命”,那么要讲明白中国文化,是绕不开古人的迷信的,因为这是古代社会中意识形态的一大基石,他对黎民百姓的言行举止,帝王将相的政治手段,起着指导和约束的作用,因此,我们还是要对这些迷信报以开放的态度去看待。我们理解不了的一些迷之作,在相信的人的意识形态中却是逻辑自洽的,正如德尔图良所说:因为荒谬,所以相信。
人类总在荒谬中寻找信仰支点,又在打脸后重构认知地图。这些穿梭千年的精神博弈,既是被困者对未知的妥协,也是突围者给理性的投名状。